何谓宪法的实施？那就是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宪法的规定做了宪法所要求做的事情，正确地做事和做正确的事，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
[4]本文认为解决这一困境可以采取以下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将《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经营者的竞争对象抽象为对交易能力的竞争。【期刊名称】《当代法学》【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1 进入专题： 反不正当竞争法 商业道德 。
在经营者的间接竞争关系中，《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法益主要是公平的竞争秩序这一公共利益，而对具体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的保护是隐藏在后面的利益，因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公法性质较为突出。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产生情感上的和谐共鸣，也才有情感的优雅合宜而言。[33]三是立法技术和政策的局限性所造成的无法获得私权保护的法益。第二步是根据经营者提高其交易能力的不同路径，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竞争关系重新确认和划分为三种：一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对向竞争关系。[9]因此，必须赋予法律制度这一外壳以伦理道德的灵魂，即实现禁奸之法，上者禁其心的效果。
这类竞争行为从直接结果上看并没有对某经营者造成直接的损害，甚至有时直接参与的经营者还会从这些行为中获得好处，例如回扣。又例如我国《著作权法》将破坏技术措施的行为直接认定为一种违法行为，在《著作权法》48条第(六)项中可以是侵权诉讼的一个独立诉因。而现行宪法的确也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作了充分回应。
但在修改完成前，被修改的条文处于何种地位？或者说，从启动改革到修改完成前，应该如何看待这一阶段宪法条文的效力状态？诚然，在新条文公布生效前，原条文还是有效的，但事实上已经启动了对它的废止工作。四十年来，改革是中国国家建设和社会变迁的核心动力，是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关键因素。因为如果连国家的根本法都不能规制改革的话，又有什么规则能够对其加以约束和引导呢？[21]事实上，执政党早就认识到宪法的重要价值：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都已经深知，宪法的权威关系到政治的安定和国家的命运，决不容许对宪法根基的任何损害，[22]宪法的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改革是在行宪，行宪亦是为了改革。
因此，只有通过修宪，使宪法再次确认并预见改革，才能确保在深化改革中继续实施宪法，并切实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35] 梁国栋：《宪法修改与改革携手并进》，《中国人大》2014年第23期。
[36] 对局部修宪的更多分析，可参见苗连营、陈建：《宪法变迁的路径选择——以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为分析主线》，《河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与过往相比，现阶段的改革思维，更加侧重事前设计、全面统筹和依法推进。因此，在认识宪法与改革关系的时候，必须给予改革在前而立宪在后这个实践逻辑以足够关注。[12] 这是我国一以贯之的修宪思路，有关表述可参见王兆国向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修宪说明（《人民日报》，2004年03月09日）。
相反，它本身倒需要得到解释。而其由适应到不适应这一转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不断推进的结果。这种现象描述尤其符合自1988年开始到2004年为止所进行的四次宪法修改。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页。
[26] 张庆福、莫纪宏：《改革开放：中国宪法修改的核心精神》，《中国法律》1999年第2期。而修改后的宪法条文，依然有待于通过改革去继续实施。
这种明显挑战传统法理的改革实践，给中国宪法学带来了理论上的巨大困惑。当前执政党关于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战略判断表明，改革仍在并将继续进行，由此，我们也远未到告别改革宪法的时候。
立基于学术立场的讨论和反思，当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体现了宪法学努力将之予以理论化恰当阐释的学术担当和使命。（参见肖金明：《新中国宪法政治发展的回顾与展望》，《法学论坛》2018年第3期）。经由宪法修改实现的宪法与改革的动态平衡和良性互动，实际上构成了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一种以现代化为导向的处置机制：国家建设通过改革进行，常态化的国家治理通过宪法实现，二者之间的张力由宪法修改和宪法实施来加以调适。最后，强调立法先行、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其实是新时代预防和化解改革风险的重要思路与制度设计，意味着通过整个立法程序使改革决策更加完善、更加科学。强调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何谓宪法的实施？那就是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宪法的规定做了宪法所要求做的事情，正确地做事和做正确的事，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存在改革违反宪法，或宪法阻滞改革的问题。摘要: 我国四十年的改革历程和行宪实践，就是在宪法与改革始终存在内在张力的情况下，由二者相辅相成、携手并进，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
[33] 栗战书：《在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大》2018年第4期。在改革与宪法之间，通过改革的国家建设和通过宪法的国家治理，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并无轻重之别。
然而，如前所述，根据社会情势的变迁，对宪法中一些不合时宜的条款进行修改完善，是一种正常的宪法现象，通过宪法修改推动宪法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所以，在对改革与宪法关系的认识上，二者绝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既不能片面以宪法规范来检视改革实践，同样也不能单纯以改革实践来悲观地否定宪法效力。
确认现实的‘良性，是说现实具有合理性，承认现实中蕴涵着‘规范的成分，‘违宪即是承认规范本身的价值。明确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宪法不仅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纲领。如果简单地排斥修宪，势必会为改革设置法制上的障碍和羁绊。
而考虑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制度现状，对已有立法的废止、修改和解释，应是确保改革实现于法有据的重点关注。因此，政治和经济这两个方面的改革方略在1982年宪法中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对政治改革而言，1982年宪法对当时的改革目标及改革举措的确认，比较明确具体，深化改革的过程就是实施宪法的过程。
还是宪法引领改革，将宪法共识向改革共识转化，之所以宪法修改能够以凝聚宪法共识的方式认可推动改革，就在于我国宪法是党和人民统一意志和共同愿望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国家根本法。陈建，郑州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35]尽管改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宪法是一个静态的文本，但宪法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通过适时审慎的修改，使自身紧跟时代前进步伐，不断与时俱进。[32]这些学术主张无疑是十分可贵的理论思考，但本文试图围绕被修改的宪法条文是如何获得实施来回答这一问题。
[39] 鉴于宪法是一切法律的制定根据和最终效力来源，要求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无疑首先要求重大改革于宪法有据。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改革由地方试验而生的必要但需克制的宪法变通，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违宪。其中，依法推进意味着改革对立法的要求已不再停留于总结实践经验、巩固改革成果的阶段，而是转变为通过立法做好顶层设计、引领改革进程、推动科学发展。宪法与改革关系的理论之辩 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
反而是作为改革产物的宪法，因其具体条文失去了对相关改革的预见，因而在实践中日益暴露出不足，使合宪性与正当性之间出现了偏离，这正是违宪的改革会被认为是良性的原因。[17] 韩大元：《中国宪法学研究三十年(1985-2015)》，《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1期。
而考虑到十八大以来一些重要的改革举措，以及一些重要的科学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论断等，都是对既有体制的重大改变和既有认识的重大发展，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早已超越了现行宪法在1982年通过时的认知水准和框架范围，亦远非2004年第四次修改后的宪法所能涵盖。改革与法制，在变与不变的观念考量和历史实践中，始终紧密交织在一起。
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良性违宪似乎只是对于‘违宪现象的某种分类，而不是某种解释。[5] 无意识框架的说法，来自侯旭东教授对在历史研究中出现的，将专制视为描述自秦至清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的传统论断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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